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为抗日救国，上海各界救亡运动兴起。8月，年轻的美术教员的武石参加了田汉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六队”，到嘉兴、湖州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10月，救亡演剧六队解散后，他又参加“上海职业青年救亡服务团”，并担任副团长。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揭露民族敌人暴行的漫画，配以图片，在广大的农村巡回展出，并在浙赣沿线画了大量的抗日壁画、宣传画。不久，“上海职业青年救亡服务团”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他担任本团驻南昌代表，经常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联络和汇报工作。

　　1938年上海沦陷后，“上海职业青年救亡服务团”转入江西南昌市，全团参加了抗日救亡进步青年团体“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9月，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从此，以画笔和刻刀为武器，投身到民族救亡战场上。

　　1939年4月，武石从南昌撤至江西吉安，先后担任了南昌国民党党部宣传科干事、“抗敌后援会农民工作团”宣传股干事和江西“民国日报”美术编辑，并在上饶、余江地区参加游击战争的战争发动工作。

　　皖南事变前后，他辗转于湘桂，从事进步文化艺术活动。他先后任衡阳“力报”和桂林“力报”编辑；参加过桂林“戏剧春秋社”和“长沙抗敌演剧九队”的演出；曾参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桂林主办“纪念鲁迅先生木刻展览”的筹备工作。这一时期，由于亲眼目睹日寇的暴行，内心充满了愤懑。他开始以抗日游击战争为题材，进行木刻创作，并在江南前线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在他的刻刀和画笔下，可以看见挣扎在死亡线上骨瘦嶙峋的难胞，听见垂死者的哀号、妇女的悲叹、儿童的号哭，更可看见人们愤怒的呐喊和雄伟的进军。其作品《苦难中》、《敌人就在那边》等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有的作品还被莫斯科刊物转载。

　　1942年11月，他从长沙启程，秘密地经洞庭、武汉到达上海。在那里等待党组织安排他去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在上海期间，他画了一些反法西斯，支援苏联抗战的漫画、木刻，用“H”作笔名向苏商主办的进步刊物《时代》投稿，发表过6幅作品。

　　1943年，得知新四军第五师需要美术工作者，武石决定前往五师工作。6月，党组织安排一名地下交通员带领他经过重重封锁线，到达中原敌后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上安排他在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任美术编辑。《七七报》是边区党委的喉舌，为三日刊。编辑部随边区党委行动，过着紧张地游击生活。由于边区印刷条件有限，报纸不能制版，插画只能用木刻印制。武石结合边区生活，创作了一些抗日宣传画。

　　1945年11月，武石在新城编创了高树勋起义的十几幅组画，用连环画的形式进行石印，为《七七报》出了一期画刊。

　　1946年春，《七七报》改为对开日报，组织上把版画家焦心河等同志调来，正式成立《七七画报》社，并接连出了三期《七七画报》。

　　鄂豫边区虽然战斗频繁，环境动荡，斗争艰苦，但新的战斗生活激励着他，促使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深深体会到“搞创作，必须要有强烈的像火一样燃烧的感情和愿望，要画要刻，这样产生的作品自然会有一种感人的魅力。哪怕多少年后，还能激动人心。”在五师政委陈少敏的指导下，他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革命理论指导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创作。由于战争年代缺乏绘画工具，他就自己动手制作简易工具。他从印刷厂弄来一些铜版纸，用水竹做竹笔，利用枪筒子做了“墨盒”，用速写的方式记录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再创作成木刻作品，发表在边区出版的《七七报》、《七七日报》、《挺进报》、《老百姓报》、《农救报》等报刊上。他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如连环画《汪老头转变了》叙述了农民积极参加农会活动的故事；木刻《政委收菜》、《支援夏收》、《军民生活》等作品描绘了军民互帮互助的鱼水之情；还有一些木刻则表现了武工队保卫夏收和战士英勇抗敌的场景。他用黑与白的形式对民族战争进行艺术概括，具有明朗、朴质、简洁、粗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深受老百姓和战士的欢迎，在战争年代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宣传作用。他的十余幅木刻还被美国进步医生索取，在美国《新时代》画报刊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武石就是这样以铁笔作画，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中，极大地鼓励了民众和战士的抗日士气；同时，他的铁笔也象一把锋利的剑，划破了侵华日军遮掩暴行的面具，揭露了侵略者的无耻罪行。

　　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我们更加怀念曾以铁笔为剑的抗日战士——武石。

　　张爱华

　　2015.7.7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