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专题专刊
【湖美抗战故事】艺术在战火中涅槃
发布时间:2015-09-16 来源: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点击次数:

艺术在战火中涅槃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昌艺术专科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邓云烟

 

这是一座有过悠久历史,并且人才济济的艺术殿堂,它坐落在武汉三镇中的武昌。该校1920年由曾经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蒋兰圃先生联合唐义精、徐子衍先生创办,是我国近代美术史上4个建校最早的美术学校之一。有关良、倪贻德、庄子曼、贺绿汀、刘雪庵等名人曾先后在这里任教,在它的校董中还有闻一多等人,是他们使这里成了有志于艺术的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地方。

在“卢沟桥事变”,日寇大肆入侵,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师生们毅然投入到了救国的洪流之中,他们以画笔和歌声作武器,绘制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画,并把它们悬挂张贴在武汉的街头或闹市,他们到处演唱、宣传抗日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勇气和决心。以校长唐义精、教务长唐一禾先生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就这样以他们瘦弱的肩膀担起了保存民族传统、艺术救国救亡的重任。

一   被迫西迁,艰难办学,不失本色。

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已昭然若揭,举国上下抗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4年,当唐一禾先生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归国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在忙于教学之余,到码头、工地搜集创作素材,画了大量的速写,准备创作一幅表现中国人民伟大力量的巨幅油画《伟大的行列》,但在草稿完成之后他却暂时下来,先完成另一幅宣传抗战的油画《武汉警备者》,参加1936年春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在作品《武汉警备者》的画面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热情:“画上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全副武装持枪屹立的士兵形象,他那专注的目光闪耀着爱国的热情,体现出忠于职守的可贵品质,背景是阳光明媚的蛇山公园和春游的人们,画家对人物、环境的选择和刻画,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时代性,作品以其出色的构思、生动的艺术形象,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祖国的大好江山,人民的和平生活要用抗日的刀枪来保卫。”这位曾在北伐军中搞过宣传的艺术家就是如此地用手中的画笔诠释着他对抗日救国的理解。

武昌艺专师生们的作品在当时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使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深感不安,日本人出高价购买《武汉警备者》,欲使之销声匿迹,汉口同仁医院院长日本特务滕田也以邀请赴日参观为诱饵企图收买唐义精校长,但他们的阴谋均未得逞,这也使武昌艺专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在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当日本飞机偷袭武汉时,武昌艺专便自然地成了被轰炸的目标之一。在大轰炸中,学校位于歌笛湖边的、美丽而兼具东西方建筑风格的大厦和一片园林式校舍变成了废墟。在满目疮痍面前,唐义精校长却慷慨激昂地宣称:“可毁物质,不可毁精神,宁愿受苦,不当顺民”,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也就在这一年,武昌艺专的全体师生在唐义精校长的率领之下,抱着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向西南的大转移。先是搬迁到宜都的古老背,继后又向西迁。1938年冬,学校雇木船满载着师生、办公用品和教具溯江而上。在辗转运输的途中,一禾先生的油画《武汉警备者》被丢失。在历经种种艰难险阻之后,学校终于在四川江津德感坝乡下的一个名叫五十三梯的地方落下了脚。

学校租用了当地的李家祠堂为校舍,并在祠堂前的右侧修建了一长排土墙茅顶的教室和几间学生宿舍。还在祠堂前面不远的草坪上竖立了一座“迁校纪念碑”。画室虽然简陋,但因屋顶开有天窗,自然光线可以直接射入室内,这就造成了较好的视觉效果。在这里,同学们自觉而努力地学习,安静的画室里听得最多的是木炭条在纸面上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和老师的评画声。走出画室,堡坎下是篮球场,下课后,同学们可在球场上活动。从此,在这个偏僻的乡间,常有过往的人坐在路边的石梯上休息,听那从学校里传出清脆的钢琴声,或抒情或激昂的歌声,还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学子在田间、树林、农舍或在江边描绘祖国的山山水水。在这里,同学们不但学到了知识,更体会到同胞兄弟姊妹的浓浓亲情。

学校在浓荫掩盖之下,环境宁静,暂时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可是这所原就经费不足的私立学校,在动荡的年代里更显得捉襟见肘。学校迁至江津后,全校学生不过三百人左右。生源就是学校的财源,如此少量的学生上交的学费远远不够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而就在这些学生中,跟随或追踪学校从战区来此的就占了半数以上。他们中有不少缺乏家庭经济来源、有的甚至已无家可归。对此,学校均给予了酌情减免,对于家在四川的贫困学生也予以了照顾。在当时,从战区来的学生多数是依靠政府发放的“贷金”维持生活,但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一个月的贷款往往连半个月也难以支撑。这样一来,学校除维持正常的教学开支外,还不得不解决同学们的生活难题。

在迁校初期,除本校老师外,学校还聘请了如秦宣夫、冯法祀、马丝白、沙梅、王道平、崔功良、史岩、秦纵先、姜希等诸多名师任教,后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减少外聘教师人数,但这同时也就大大地加重了本校教师的工作量。就连身为教务长的唐一禾先生,也需担任各年级的素描、油画和解剖学课程,还得指导毕业生的创作。教职工的工资及待遇很低,其所领到的薪金仅能布衣素食,勉强维持家人糊口。

在抗战时期,绘画材料不但价格很贵而且货也奇缺。一禾先生便教会学生们因陋就简地自制油画所需的调色油,教他们用柳枝或樱桃树枝烧制画素描用的木炭条,烧出的炭条软硬适中,丢在古板上还发出金石之声。在先生的教导下,同学们尽可能地节约绘画材料,若能用上一张素描纸便反复使用,直到纸画穿了才罢休。在这里同学们养成了珍爱学习用具、节约学习材料的良好习惯。一禾先生说:“要学画必须向穷鬼宣战”,他自己就是一位不向困难低头的人,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磨练了他坚强意志。

身为校长的唐义精先生,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学者,还是一位满怀正义与爱心的教育家。他擅长花鸟画并著有《美术史》《绘画概论》《湖北画人略辑》《陕豫考古录》等书,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他朴实勤勉,安贫乐道,埋头于办公室里不知疲倦的工作中。象苦行僧一样地为艺术教育的事业呕心沥血。在学生们的眼中,两位唐先生是父兄、是良师,也是益友。并深情地把他的学校叫做“穷学生的学校”。

经过了同甘共苦的岁月,同学们更加珍惜学校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和得之不易的安静的学习环境。

二   拥护抗日,坚持进步,同情革命。

1939年之后,日军将战火烧到了下川东的边缘,当他们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地飞到了战时首都重庆的上空,把上千万吨的炸弹投向这座城市的时候,武昌艺专的师生们再也无法潜心于他们的学业了。他们将满腔的怒火化为了抗战的勇气与行动,在江津县城,在德感坝镇上,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张贴抗日宣传画,他们登台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在街头演出,他们化妆游行……以各种方式唤起同胞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勇气和信心。

1943年冬,冯玉祥将军在四川各地为前线抗日战士募捐,武昌艺专的师生们积极响应,他们作画100多幅在江津义卖,并将所得的款项全部捐给了抗日战士。在学校经费极度紧张的条件下,唐义精校长毅然拿出了学校仅存的二万元钱交给了冯玉祥将军,请他转交给前线将士。这笔巨大款项的捐出,在当时既令饱受困苦的全校师生震惊,也令他们对校长倾囊抗战的义举赞叹不已。

一禾先生在江津短短的5年里,在完成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创作出一大批以抗战、以歌颂民众为题材的油画。如《伤兵之友》(1939)《七·七号角》(1940)《女游击队员》(1941)《胜利与和平》(1942)《村妇》(1943)《穷人》(1943)《田头送茶》(1944)等等。其作品《胜利与和平》(194╳133厘米)以浪漫而带有童话般传奇的表现手法,昭示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正义战胜邪恶,和平终于来临的信念。画面上的勇士手持利剑杀死了匪徒,解救出了被束缚的妇女和儿童。他擦去剑上的血污,和平之神给他戴上了橄榄枝编成的花冠。此画创作于抗战关键时刻,他的画使观众认识到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只有赢得胜利才能实现和平,使那些对抗战抱悲观态度的人重新振奋,而对人民大众则更加增强了斗志。作品《穷人》(1982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更名为“祖孙”)在画面的主要位置上,柱着竹棍的老农由于不堪长年的辛劳和战争的摧残,已筋疲力尽、瘦骨嶙峋、衣不蔽体,而愤怒与倔强明显地刻画着他的眉宇间和嘴角上。依在老农身边的小孙子似乎在想,难道我们就应该这样受苦?我一定要摆脱这讨厌的战争与贫穷,他由衷地渴望有一天能够过上和平饱暖的日子。一禾先生不愧为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他立足于其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环境,并从中找到了创作的主题。正是因为他将自己分明的爱与憎融入其作品中,他的作品便具有了深厚的思想内涵与强大的感染力。

由于校长开明、积极的态度,武昌艺专长期以来成了共产党员学生和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1941年在江津五十三梯就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书记为刘岱云,党员有李贻洪、丁温玉等。”[2]党员李家桢、张友鸠等人在校内组织了马列主义理论读书会,并积极地开展活动。对这一情况校长显然是知道并默许的,在一次他得知江津方面要派人来检查学校时,还特意让李家桢把进步书籍藏在了自己家的楼上。从此以后校长家的阁楼也就成了读书会的藏书地。

由于校长开明、积极的态度,学生的各项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学校里的学生团体有“五一三木刻研究会”“八一五剧团”“新音乐研究会”“几江书画社”等等。例如由李家桢等共产党人组织的“五一三木刻研究会”就曾经举办过介绍延安木刻和苏联版画的展览,进行过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而唐一禾先生还特地为这些展览作讲解。他曾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是教美术的,什么美术我都要教”这样也就避免了别有用心者的闲言杂语。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在武昌艺专出现的进步活动十分惊恐,曾先后三次派出反动军官驻校担任军训课教官。此举引起了师生们的极大反感,在校方和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军训教官们一个个地驱逐出了学校。

三   躹躬尽瘁,业绩永垂,学校返乡。

1944年3月24日是一个令“武艺”人十分悲痛的日子,这一天,两位唐先生从江津乘民惠轮赴重庆参加全国美术会并筹集办学经费,不料船在途经小南海时触礁倾覆,400余人丧生。当先生遇难的恶耗传回学校时,师生们无不为失去两位良师、益友和优秀的领导者而失声痛哭。同学们自发地沿江步行数十里去寻找两位先生遗体。而整个重庆的教育、文化和艺术界都为失去了两位优秀人物而致哀。两位先生为中华民族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深深地印在了武昌艺专师生们的脑海里,他们的所做所为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陆定一同志评价道:“他们是人民的艺术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他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做着爱国的、同情革命的工作,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他说:“党外的知识分子,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为代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用各种不同形式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他们之中有的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用各种不同形式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他们之中有的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有的没有加入,但共产党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同志一样,决不会忘记他们。唐义精、唐一禾也是共产党所不能忘记的人。”[3]唐义精校长、唐一禾教授遇难已61周年,今年是唐一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今天我们格外地怀念这两位教育事业的先行者,他们默默奉献、艰苦办学、诲人不倦的道德风尚又在“武艺”人的心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两位先生遇难后,学校便陷于了重重困境之中。1944年秋,由张肇铭与蒋治民两位先生分别担任了校长与教务主任的工作。而一禾先生的两位大弟子杨立光、刘一层则秉承先生的遗志,和全校教职工一道迅速恢复了正常的课堂教学,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学校即着手筹备复员东归的工作。同年的12月22日,学校召开了庆祝复员大会,会上师生们回顾了内迁8年的艰苦历程,深切悼念了为学校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唐义精校长和唐一禾教务长。最后还在草坪上的迁校纪念碑前合影留念,述说师生情宜。

然而,由于搬迁经费不足及运输困难等种种原因,复员东归的梦想直到1946年的下半年才终于完成。当师生们怀着胜利的喜悦返回故里时,却发现早被日机炸毁的校址又变成了国民党的兵营。学校只好改弦更张,在几经周折之后,租下了汉口府东五路宁波同乡会会馆的部分楼房作为校舍。

复员之后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仍未获得国民政府在办学经费上的支持。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一时间物价猛涨、法币贬值,教师的待遇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学校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该状况直持续到1949年湖北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为止。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在经历了血与火的磨炼之后,终于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在抗日战争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里的不凡经历。这经历在所有的“武艺”老师与同学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回顾学校在解放前所走的这段历程,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30年的风风雨雨中,从这所学校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他们中有的曾肩负重任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曾为艺术教育事业努力工作,成为一些艺术院校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有的成了负有盛名的专业画家或在中央一些美术设计单位担任设计工作;有的在新闻事业单位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在文化艺术部门从事群众美术与音乐的组织与辅导工作或担任中学的美术、音乐老师。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牢记着校歌中“愿吾侪努力潜修,复兴我中华民族”的教诲,做着既伟大又平凡的工作。时至今日,他们中最年轻的人也到了耄耋之年,但令他们深感欣慰的是,对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无怨无悔。

值此母校诞辰85周年之际,我和每一位老校友一样,都有个美好的心愿,衷心祝愿我们的母校越办越好,为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注释:

[1]刘一层《唐一禾先生的艺术道路》1982年第三期《美术研究》

[2]《武昌艺专校友通讯》1990年3月10日第12期

[3]陆定一《纪念唐义精、唐一禾遇难四十周年》1984年3月15日《光明日报》

作者简介:邓云烟(1925-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1945年-1948年就读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联系电话:63920984(宅)。联系方式:重庆市沙坪坝区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邓晓  邮编 400047  手机13098661902。


版权所有 2012 湖北美术学院 Copyright © 2012 HIFA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089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