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叶的抗日战争，将武汉推到抗日战争初期全国抗战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哨，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潮刺激湖北艺术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而武昌艺专的师生们把艺术的发展与抗日救亡、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在艺术表现形式的开拓与创新，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进展，艺术家思想与风格的转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中国东北全部沦陷，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各地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在校长唐义精先生的带头和率领下，全校行动师生怀着民族忧患意识，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和为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师生们利用艺术的武器英勇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折射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情操。学校成立了青年义勇军，童子义勇军，女生救护队，并在学校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青年、童子义勇军暨女生救护队宣誓典礼”，表明同仇敌忾的决心。
1934年，学校积极组织师生在学校和社会上举行“捐助东北义勇军书画展览会”，和“捐助东北义勇军音乐演奏会”，将所卖书画和音乐会门票的收入全部捐给东北抗日义勇军，支持他们英勇杀敌。
1935年，在全民抗日的热潮中，武昌艺专学生们参加了湖北国民军事委员会举办的为期一月的集中军事训练。学生们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锻炼了毅力和意志。训练结束后，附中师范科学生张振亚在身着戎装留影，并在照片后写道：“今日的青年学子雄赳赳，气昂昂，气高万丈。哪怕倭寇进攻猛强，哪怕他强占了我们的地方，新青年们，高的是勇气，多的是热血，走上前去，夺回故土，还我主权，不要害怕，不要惊慌，随着民众，背起刀枪，杀进战场。收复失地，完我边疆，国旗高张，那时候我们这口恶气才能略略吐放。”表达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的豪情壮志。
1936年11月，校长唐义精和张肇铭、马绍文3人发起组织《慰劳守土将士书画展览》，并在王霞宙的“怀约画室”召开会议筹备展览会，他们的倡议得到武汉三镇的30余位画家的积极响应。1937年1月4日，《慰劳守土将士书画展览》在汉口市商会礼堂开幕，一共有500余件书画作品陈列展出。唐义精、马绍文、张肇铭、李笃辉、方康直、钟道泉、徐松安等书画家亲自接待参观者与购书画者，在作品上签字，并将所卖书画之款全部捐给前方抗日将士。
1937年4月，“第二次全国美展”在南京举办。唐一禾的油画《武汉警备者》用粗犷的笔触描写了守卫武汉的战士，在南京“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时，将捍卫祖国大好河山、为民族生存而搏斗的气息带入了艺术殿堂，引起很大的反响。日本驻武汉领事拟高价收购，唐一禾、唐义精以“非卖品”为由，予以拒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战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汉成立，全国一批在油画、国画、木刻、漫画方面各有擅长的艺术家纷纷来到湖北，聚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抗日宣传的先锋。“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等协会在汉相继成立，使湖北成为当时全国抗战文艺的中心，而美术则成为抗战文艺中最为活跃的一环。这一时期，大量富有艺术性和强烈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不断在湖北产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抗战美术宣传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武昌艺专也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置身于抗战救亡洪流之中的武昌艺专师生,没有囿于艺术的象牙之塔, 而是以木刻、漫画、油画、水墨画等艺术表现手段为武器，唤起民众，捍卫祖国，一致起来抗战,和武汉地区的美术家们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抗战美术宣传运动。以留法画家唐一禾、留日画家王道平、雕塑家蒋治民等为首的教师，在学校里创作出大幅布片的抗日宣传画。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唐一禾的巨幅油画《向万恶的倭寇索取血债》等宣传画是将布片挂在教室楼外的墙壁上用方桌搭台站在上面画成的；王道平创作的—手执钢枪、头带钢盔守卫国土的中国国防军英勇战士高大形象，是用喷雾器仔细构成的工艺宣传画；蒋治民的中国人民紧握粗大铁拳击碎小日本鬼子、具有雕塑立体感的大幅布片，也是在纪念堂外的墙壁上搭台绘成的。他们创作的大幅抗敌宣传画，挂在教室外面走廊上和武汉街头，令人瞩目。在唐校长和教师们爱国行动的感染和激励下，全校学生都画了一张或几张抗战宣传画，张贴在各班的素描画板上，拿到武昌黄鹤楼下进行露天展览，学生们冒着盛夏的高温，一边展览，一边向群众讲解和宣传。
1938年4月7日至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4月9日，在歌咏宣传日这天，有3000多歌咏队员参加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的万人大会，由冼星海和张曙指挥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歌曲，武昌艺专的师生参加了这次歌咏大会。4月10日下午7时，武汉又举行了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约万人参加。出发前，政治部厅长郭沫若在开幕式宣讲了大会的意义，田汉领导高呼口号，并由歌咏人员全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接着列队出发，沿途引吭高歌，举着数十幅将领们的画像和巨大的漫画灯，武昌艺专师生举着自己绘制的巨幅宣传画参加了游行大会。
武汉会战前，油画教师唐一禾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宣传中，成为武昌艺专，甚至是武汉艺术界抗日宣传的先锋战士。他以粗犷的笔触和巨大的画面创造出巨幅抗日宣传画的形式，令世人震撼。他的抗日宣传画或用油画颜料画在大布片上，或用油漆直接涂在墙壁上，成为武汉抗日宣传画的一大景观。校友龙发济回忆：“唐一禾先生的画，画的又快又好，我看见他一连两天、三天，一手提着油漆桶，一手提着油漆刷桶，身穿油彩斑斑的画衣，他的学生找着两节捆绑连成的大长梯跟在他的后面，走到武昌黄鹤楼孔明灯的那大块墙壁上（现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那儿），画一面特大特大的武装的中国人民打杀日本鬼子的油漆画，唐校长也去到那里和我们挤在一起，以亲切、爱抚和赞赏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爱弟，他们的学生们，也一连两三天簇拥在那里潜心地参加这难得的现场学习，这是多好的“传道”、“授业”的爱国主义艺术实践课啊！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严禁人民群众救亡运动的情况下，校长亲自带头领导学校师生进行抗战宣传，是十分稀罕、绝无仅有的事。”
从1936年到1938年，师生们先后绘制了40余幅大型宣传画在武汉街头巡回展出，其中有《血战》、《雪天的士兵》、冲赴前线》、《正义战争》、《还我河山》、《铲除汉奸》等均出于唐一禾之手，《参军去》由唐一禾起稿，杨立光完成。还有不少作品还印成招贴画四处张贴，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武昌艺专的抗日宣传画之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震撼了武汉三镇。
据著名版画家王琦回忆说：“1938年，我刚跨出校门，首次进入工作岗位，在武汉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任职，那里聚集许多来自各大艺术院校的青年画家如王式廓、李可染、罗工柳、力群、冯法祀、周令钊、沈同衡等。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绘制抗战宣传画，由于缺少创作经验，拿起笔作画感到很困难。不用说我们是刚从画室出来的青年艺徒，就是一般早已卓有成就的老一代画家，要从平时画惯了的人体、风景、静物题材转为抗战题材创作，也是感到力不从心。可是当我们在武汉街头看见一幅十分引人注目的大布画，题名《向万恶的倭寇索取血债》，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这是当时武昌艺专的著名画家唐一禾先生的手笔。画面上一个裸体的巨人，双手高举武器，对准下端露着狰狞面目的倭寇，那个巨人以严谨的解剖结构和流动有力的姿态出现在画面上。这个象征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形象，予人以十分强烈的震撼力。美术科的同志们都把它当成示范和教益。这幅作品在我国现代美术史，特别是抗战美术史上，应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这幅画于1939年刊载于香港《大地》画刊）
在武汉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中，在学校的支持下，学生们还组织了各种抗日宣传小分队在武汉街头进行抗日演讲，举办宣传画公展，为民众演唱，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等。如学生杨立光积极参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话剧，身兼导、演二职。附中高中艺术师范科的学生还分赴湖北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杨立光、刘依闻等学生到宜昌、应城等地宣传抗日，创作了《把敌人赶出中国去》、《血债血还》、《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大武汉》、《日寇暴行》等宣传画在街头展览。龙发济、郑进、万显世等同学则将全班同学的宣传画带到汉阳蔡甸刘家场作抗敌宣传。他们在镇中热闹街道张贴讲解，受到当地居民老百姓的欢迎。
1938年6月6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昌成立。教育部次长张道藩、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长田汉及美术界一百多人到会。通过了协会简章，推举蔡子民、冯玉祥、张道潘、郭沫若、田汉、陈树人何香凝、叶恭绰、高剑父、腾固诸等人为名誉理事；张善子、唐义精、唐一禾、吴作人、叶浅予等四十三人被推举为理事。该会于大会成立期间，于武昌青年会三楼，举行抗敌美术展览会三天，作品达二百余件，这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美术展览会。武昌艺专不少作品参加展览，如刘依闻的《日寇暴行》等。
随着日军侵略的不断扩大，许多热血青年学生不能再安于课堂学习了，武昌艺专有不少爱国学生纷纷投笔从戎以拯救祖国。由于唐校长与董必武的关系密切，有的学生通过董必武同志直接介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的学生（唐校长的大女儿等人）则到中共汤池训练班参加培训，留在学校的师生继续坚持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日机不断深入市区轰炸民舍和机关、学校。8月16日正午，日机向武昌市区滥行投弹，疯狂轰炸。武昌艺专水陆街校舍建筑及大部分尚未运走的校具、仪器、模型、标本、机械、教具；各种中外图书、多年珍藏的字画、古物；住校教职员、校工、学生衣物财产都在这场轰炸中损毁，学校遭受了巨大损失。
面对毁坏的校园，师生们悲愤交加。校长唐义精“…顧而垂泪曰，可毁者物质，不可毁者精神，予决不因此灰心短气，致令全校学生失学也”。随即组织校本部师生全部迁往宜都古老背继续办学。后因宜昌靠近战区，为谋师生安全，9月16日，学校再次派教务主任王道平、艺术教育组主任唐一禾、总务主任沈莲池西上另择四川江津定圣泉寺为校址。后因圣泉寺交通不便，旋移至江津德感南坝五十三梯。待新校舍布置好后，即举校迁入四川。
由于形势紧急，路途遥远，加之军运浩繁，轮船、汽车几乎全被征用，缺少运输工具，搬迁经费也没有着落。唐义精、蒋兰圃等人到处筹措资金，还借用了唐义精的妹夫陆定一托他寻找女儿的1000元钱，好不容易雇到了几条木船，组织一支精干的押运队，分两批将宜都尚存的石膏模型、教具、图书、仪器、劳作机械及艺术品打捆装箱运往江津。在炮火声中，武昌艺专带着这些笨重的钢琴、易碎的石膏模型和珍贵艺术品开始了艰难的西迁。
在三峡溯江上行，船下是急流险滩，须有纤夫拉纤，方能前进。在有的急滩上，每小时仅能上行2丈，有时甚至寸尺难行；天上是敌机盘旋，狂轰滥炸，十分危险，木船常常要靠岸停留，以躲避日机轰炸；而在狭谷之中，来往船只甚众，航道时有堵塞，为确保那些钢琴、石膏模型和艺术品的安全，船夫们不得不万分小心地行驶。木船一路走走停停，行驶缓慢，历经千辛万苦，约二个月后才到达江津。西迁的学生、教职员及家眷则分批乘船或走陆路，陆续入川。学校被炸后，仓促撤出，喘息未定，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师生们忍受着国破校亡之痛和远道迁徙之苦，在转徙离乱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损害，更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更为痛惜的损失是迁川途中，画家唐一禾留法时所画的六百多幅素描和三十多幅油画作品全遗失了，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无法估算。
西迁，是学校在抗战中极为悲壮的一次大撤退，表现了武昌艺专师生誓死不作亡国奴的决心和意志。从1937年12月到1939年春，学校数次迁移，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过长江三峡急流险滩，由武汉溯长江而上，先到宜昌，入宜都；再出宜都，入夔门，过万县，最后抵达重庆江津。学校辗转于鄂、川两省，奔波数千公里，历时一年多，师生们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博斗。唐义精、蒋兰圃和武昌艺专的精英们完成了湖北艺术教育命脉的延续。也写下了湖北美术史上特殊而辉煌的篇章。
1938年底，学校迁到到江津后，校舍被毁之痛使得师生们同仇敌忾，更加积极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学校内抗日气氛非常浓，新生一进校，就能看到校本部走廊下，教室泥墙上、大树下，到处张贴色彩浓烈的抗日宣传画。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利用各纪念日，赴附近场镇作通俗讲演，说明纪念日史略，抗战建国时期国民应有的认识及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制作特大壁报、大型抗日宣传画和艺术标语，张贴在五十三梯、德感坝、江津的水陆码头和交通要道，广泛宣传抗日。“八一三”剧团排演的歌颂抗日英雄苗可秀的大型话剧凤凰城，演出时轰动整个江津城。这些宣传画和话剧对唤起民众积极抗日起到很大作用。
1940年4月13日，武昌艺专举办建校二十周年校庆活动。当师生们化装游行到德感坝，正是赶集的时候，同学们往台上一站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义，整个镇上的男女老幼象潮水一样涌上街头，台上高呼抗日口号，台下也同仇敌忾地举手高呼。表达了民众同心协力、坚持抗日的决心。
1944年3月24日上午，武昌艺专唐义精、唐一禾由江津乘民惠轮赴重庆参加师范教育研究会及中华全国美术会年、美术节展览会与筹募武昌艺专基金等事宜。因船载客超员，在小南海触礁沉没，不幸遇难。唐义精时年五十五岁，唐一禾时年三十九岁。
唐义精校长遇难后，相继由蒋兰圃、唐化夷、张肇铭出任校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昌艺专组织“复员筹备委员会”，准备回汉接收校产。当他们回到武昌水陆街校址时，看到原址一片焦土，“所有剩余房屋校具亦于沦陷期间被敌拆毁劫取无存”…………
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日子里，回忆抗日烽火中武昌艺专，我们将铭记历史，缅怀先辈，珍爱和平，展望未来。
夏新兵 张爱华
2015.7.7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