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艺专学生徐莹回忆母校

徐莹 （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在江津时的武昌艺专就读）

抗战期中的武昌艺专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原来的校址是在湖北省武昌市的水陆街上，据同学校一同流亡到四川的同学说，原来的校舍很雄伟，风景又好，那有名的珞珈山和黄鹤楼均近在咫尺，可惜在1938年春夏间日机大举轰炸武汉三镇时已全毁。所幸唐义精校长（该校创办人之一）很有远见，他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力排众难，就在敌机大轰炸的前夕，将整个学校搬到川江口，然后用行驶川江的拉縴的多数大木船，将所有的教学有用器材，如图书画册，西书科素描用的数百件大小石膏像（完全都是由欧洲名厂订制的原装作品），工艺科的土木全套机器和制图印刷机数千箱，最难得的是十数驾名贵的大钢琴，那些庞然大物均都能随之西迁，实在造福不少后方音乐人才。这些东西都是由唐校长亲自率领一批没有路费而愿随学校一同流亡的同学员工，分组随船押运西上的。据说船行两个多月才到达四川重庆，真是千辛万苦。在开船的同时由我们的西书教授唐一禾先生（校长的五弟）等先入川，在离重庆水路约160华里的江津县对岸德感镇三里外的山上，该处名叫五十三梯，是一座李氏的宗祠，居高临下，（国立第九中学亦即设在德感埧镇上）远眺长江一带，县城如一盒积木玩具，在千山重抱中，那里的自然环境极为幽美，安静。对学艺术的人真是太理想了。除了冬天，我们很多时间是做室外写生的，就是坐在屋内窗外也是云雾幻灭的图画。夏天更是爱在大黄桷树下或清溪石壁间写生或歌唱，生活满富诗意，有声有色。当时重庆时遭空袭，尤其是1941年的疲劳轰炸，无日无夜，而我们在五十三梯上却置身事外。每当月夜晴空，我们同学还三五成群地站在高岗上遥观敌机来袭时的空战，欣赏那火花交织的奇观。真算是世外桃园。最难得的是，我们师生也都如一家人，因许多老师的家是和我们住在一起，饮食在一起，异常亲切。

     虽然，当年的物质环境是非常艰苦，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糙米贷金饭，有时贷金青黄不接，还要以红山芋当伙食，穿的黑布鞋是女同学灯下的的劳作成果，男同学很多穿的是草鞋。终年是一袭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两条长辫子。冬天在宿舍围炉煮一罐冰糖红芋，已是高级享受了。我们从不知咖啡、奶粉为何物？但那时的我们一心向学，精神却很振奋乐观，知道国破家亡的痛苦，知道抗战的艰难，知道收复失土的重要，所以我们每个青年学子都绝少有物质享受的奢望和俗虑。

     学校正式在四川招生开学，是在1938年的秋天。当时国立艺专还在昆明，迁到四川最早的艺术专科学校，就是我们武昌艺专了。也可以说是8年抗战中仅有的一所随政府西迁的艺术专科学校。而且也是教学设备最完备的艺术学校，因为当年很多学校都是仓皇撤退，师生都是空手徒步流亡入川的。

     记得1938年我们开学时，有很多江浙各地的同学是随家庭迁到后方的，纷纷求教育部分发到武昌艺专来做借读生，如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等。还有成都艺专也有一些转学来的，真是热闹！当年的借读生，现在台湾的，有钱苏娜同学与我同学一年。直到国立艺专搬到重庆，她才回到原校。现在在台湾的同学，约有二三十位，半数以上仍在艺术教育的岗位上，如顾毅、郭道正同学等。又如书画名家马绍文先生，他是我们唐校长的好友，也是校董之一，在武汉时期，马老设在汉口家中的画室，就是武昌艺专的国画教授们的聚合之所。这些往事都是马老生前偶尔道及的。当时也未多留意评询，可惜今日马老已义归道山，许多有关母校开创的历史，都无缘知道清楚了。

      在重庆时，学校课程是分绘画科与艺术教育科，绘画科下分二组，一为中画组，一为西画组。艺术教育科下分图音组，和图工组及雕塑。第一年素描为共同必修科，每周有4个上午课，所以素描教室也最多，同学的兴趣也最浓。到二三年级时是选修，但选修素描的还是最多，就连学音乐的同学也有好多位参加，他们的画也很有成就。最大的原因，是教素描的唐一禾教授名望很高。可以说是武昌艺专的灵魂人物，在重庆时代，他尤善木炭画和速写，是受艺坛所推崇的大家。他是法国留学生与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吴作人、周珪、常书鸿教授等都是留法国的同期同学，每年暑假唐一禾先生就请这些教授轮流到学校来避暑讲学，使我们获益匪浅。那时寒暑假大多数同学都无家可归，山中又凉爽，我们更是自由自在地选各人所爱的去学习。在乡间既无电影可看，也无收音机可听。暇日，男同学们坐坐茅亭式的茶馆，带着速写簿速写，（绝非现在的纯碶茶或咖啡室可比。）女同学赶赶集（在那儿，乡下人每3日集中到镇上来卖物，西南各省的乡镇均如此，名为赶集）看看小说，真是悠闲自在。这种艺术生活，当时为山脚下的国立九中师生所羡煞。但是刚到不久，也为那儿的乡下人所不满。当时有个谣言性的笑话，说下江人是碶人的，原因是我们课室的石膏人像太多，解剖教室内还有一副人体骷髅，同时有几个男同学一天在坟墓旁拾了两个骷髅头骨，就拿到江边冲洗干净，抱回学校做静物写生了。再加上我们学生伙食团煮米蒸饭的大锅及饭桶，真是大得吓人。因为那些乡下的四川老百姓，从没有见过这些洋玩意儿，所以也像我们民国初年说洋人传教士要剜信教人的心和眼睛一样的可笑。这样很长一段时期，乡下人竟都不敢来为我们学校做工。

    重庆在抗战时期，艺术届是以学西画风气最盛，素描，漫画，宣传画非常受重视，西画组的佼佼者风头最健。那时政治部的许多大幅宣传品都是唐教授指导西画组制作的。

    国画组是一位张肇铭先生主持，湖北人，与马绍文先生交谊最深，张先生专擅花卉，风格在青藤白阳之间，草虫极工细而生动，山水特重书卷气，能诗喜酒，一派名士风度。画稿随画随送，有几位懒惰的同学，自己上课不画，只铺好纸，磨好墨，等张先生画稿，几乎每堂都可得一二张，但谁也不觉宝贵，当然也无目的。只有一位我的同班女同学，她保存了200多张画稿，胜利后带到香港，大大地赚了一笔。那时画中国画的人不多，倒是几位四川籍的男同学异常用功，现在大陆，都已经很有名了。

    图工及雕刻二组是由两位留日教授主持，与我们共同科目少，所以不详。

    图音组的同学最用功，生活也比学画的同学严肃些。每日黎明学声乐的同学就在旷野山岗上吊嗓子。练琴的同学，半夜三更，还是在琴房昏暗的桐油灯下叮叮咚咚。每个琴房都相隔一段距离，以免琴声相扰。在没有电灯和手电筒的山中夜晚，到处是一片漆黑，由宿舍到琴房，是要下一个五十三梯，唯一的照亮工具就是自己手上提的三根灯草的桐油灯，或是一支蜡烛的克难灯笼，摸黑而行，真是要一份勇气和毅力。有些胆小的女同学，常常只好将排在夜里的时间，白送给男同学。

    关于我们的校长唐义精先生，他是一位国画家，我见过他战前的几幅大写意的鱼虾，笔墨极超脱，他对金石古物很有研究，曾有著作。我们当时不懂，只觉得校长太奇特，搜集那么多的残砖破瓦，和古铜烂器，还宝贝似的用玻璃橱锁着，严禁我们乱动。至于他的为人或治学，那真是太可敬可佩了。直到现在我很少看到过这样的校长，尤其是办私立学校的。他非但对人人仁慈和蔼，对学生比他自己的儿女还关切。最穷的同学，不但一切免费，衣物零用都是他供给。而他自己的生活，极像一位苦行僧。最使我难忘的两件事，也正可以说明他身教的感人。一件是学校时常闹穷，教育部的贷金常常迟迟不到，总务主任就要到收发处翻四川绅粮同学家中寄来的汇款单登记，（他们那时一石米合四市担），以便向他们情商周转，就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往往有些经济环境并不太差的四川同学或有家在后方的同学，也虚报清寒，要求减免学杂等费用，大家都知道只要找到校长当面恳求，一定有求必应的，即使学校通不过，他也自己掏腰包。因此，他家中常常断炊。我在接管学生伙食团时，唐师母常来找我们借米下锅。

    另一是1941年，我们将要毕业的那年春天，有一天我们一群同学正在校前的山坡上写生，远远看见校长拉着一根带叶的竹竿，蹒跚地向山坡上走来，那胖胖的身影，秃秃的脑袋，经常一套黑布中山装。我们大家都尽快地将他那副武训再世的形态收入书画中。正在那时，他不走了，垂头倚杖而立。我们还在笑说：校长是停住让我们速写呢……再看，他已坐在地上，原来他从江那边回来，一路吐血而行，到五十三梯山势渐陡，已力乏难支了。恰巧有一位住在江津县的四川女同学（是位绅粮太太）每日来上课是坐滑竿的，这时正好她下山，才把校长放上滑竿抬到学校。当时我们见此情景，都感动得哭了。从此那位女同学也就不好意思再坐滑竿来上课了。

    1942年我离开了江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在1944年春天，川江的一次大翻船（死者数百人），他和他的五弟唐一禾教授因为一同到重庆参加艺术教育会议，不幸双双罹难，苍天何酷？竟然将我们最敬爱的两位老师，两位优越的美术教育家，惨死浊流中！第二年胜利还都，武艺仍迁回武昌复校，现在台北复兴岗政工干校执教的郭道正同学知之最详，希望由他记述复员后的这段校史。更盼我这段抗战时武艺学生生活的追述，能抛砖引玉，引发一些在台的武昌艺专前期的同学（因为大家均无联络）将学校在武昌开创的前段校史写出，则幸甚矣。